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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组:科技部一些领导干部线索已向中央汇报

法制晚报讯 全国人大代表令狐安今天下午谈到科技领域腐败时透露,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科技部开展巡视工作,获得了和一些领导干部有关的线索,已经向中央等有关部门汇报。  当被问有无“大老虎”时,令狐安未直接回答,但透露据其了解,从有关部门反馈情况看,已经有重大突破。目前应该是还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据了解,令狐安是进驻科技部开展巡视工作的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令狐安表示,公道的讲,科技部内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在各部委中是不错的,不存在包庇等问题,巡视工作中没什么阻力。

1996年4月,福清市一名13岁男孩被绑架并遇害,黄兴、林立峰、陈夏影3人被抓。此后历经福州中院、福建高院8年3次判决3次裁定,2006年11月25日,福建高院终审裁定,以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判处黄兴、林立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绑架罪判处陈夏影无期徒刑。  此后近19年,3被告人的家属走上了漫漫申诉路。今年2月9日,福建高院发出该案再审决定书。      记者查阅该判决书发现,福州中院审理查明:  福州中院审理查明称,1996年4月24日,黄兴、林立峰、陈夏影3人经策划后,准备了尼龙绳、线毯、透明胶布等,又草拟一张向唐明父母勒索7万元的恐吓信,由林立峰找人代抄后,交给黄兴。  4月26日晚8时许,林立峰雇一部微型柳州货车,到融城西门口旧桥十字路口等候,黄兴、陈夏影窜到福清市农械厂宿舍唐明住处,乘其父母不在,将唐明的嘴用透明胶带封住,用尼龙绳捆住手脚,再用线毯将其包住,同时,用唐家的菜刀撬开衣柜和桌子抽屉,但未搜到钱物。黄兴将恐吓信放在桌子上,然后与陈夏影一起将唐明抬上林立峰雇的柳州货车上,将唐明绑架到陈夏影的住宅内。  4月27日晚8时许,林立峰、陈夏影到立交桥附近取款,因怀疑有公安人员而没敢露面。当晚3人又草拟了一封恐吓信,由林立峰找人代抄后,放在唐明家的窗台上,威胁唐明父母将钱送到自来水厂门口。  4月28日晚,3人没取到钱,就回到陈夏影家中。此时,蒙在唐明眼睛上的布条脱落,3人被唐明看到后,恐罪行败露,共同将唐明掐死。接着,黄兴、林立峰用摩托车将唐明的尸体运至融城镇融西小学南侧石榴树园内抛弃。5月20日,唐明尸体被发现。  该案遂被福清警方命名为“4·26”绑架杀人案,并成立专案组。  1996年6月2日,因涉嫌该案,林立峰、黄兴和陈夏影被福清警方抓捕。    认定3人杀害唐明的证据,福州中院采用了证人陈某某、林传棋(奇)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词,证词称黄兴、陈夏影于4月21日离开深圳回福清,4月30日又回深圳的事实。  陈夏影妈妈杨雪云的陈述也被采用,她称儿子夏影与黄兴在去深圳期间,中途确实有回家一次,“我也想不到他们会干这种事,我以为他们在房间里吸毒。”  该案在1998年11月6日,福州中院判决黄兴、林立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陈夏影无期徒刑。2006年11月25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裁定书。该案历经8年,其间3次判决,3次裁定。  为推翻该判决结果以及福建高院维持该判决结果的终审裁定,黄兴、陈夏影及林信荣、庄华英为之上诉、申诉了近19年。      今年2月9日,福建高院发出再审决定书,此后,有不少媒体报道称该案已经突破新证据,找到了关键证人,可以证明黄兴、陈夏影人在深圳,并没有作案时间,且目前该证据已提交至福建高院。  昨天,记者经向陈焕辉、杨雪云及其辩护律师李金星、王兴等了解,所说新证并没有超出原有的证据范畴。律师们表示,原有证据已经足够证明该案为一错案。昨天上午,关于该案是否查获新证据,福建高院方面回应称,并不了解所谓新证据的情况。    黄兴、陈夏影曾辩称,案发期间两人都在深圳,且和陈某某、林传棋(奇)在一起,并没有作案时间。如此,陈某某与林传棋(奇)的证言,以及杨雪云称儿子曾中途回家的证言,成了决定黄兴、陈夏影是否犯罪的关键证人证言。  记者梳理陈某某的证言发现,1996年6月25日,陈某某接受福清市公安局融城派出所调查,被问及关于在四五月份与黄兴、陈夏影在同去深圳的情况时称,他们一行于4月14日到深圳,5月2日又回福清,其间,黄兴、陈夏影回了一次福清,并且在4月29日看见黄兴后,黄兴还叮嘱她别人问起来时,就说他们一直在深圳。  1996年10月15日,陈某某又为一份《黄兴、陈夏影是冤枉的》的证言材料亲笔签名。她在证言中称,她和陈夏影、黄兴一起,在4月13日去了深圳,5月2日退房回到福清,其间,陈夏影和黄兴没有中途回过福清。陈某某称,其与陈夏影和黄兴绝对没有订立攻守同盟,陈夏影父母也从未要求他们为陈夏影等人作伪证。  陈某某说,自4月27日至4月30日,黄兴、陈夏影、林传棋(奇)等3人几乎天天到上川公园赌博。28日,黄兴还把门上一张符撕下吞进肚子,说这样也许能赢钱。5月1日,大家没有什么钱了,只好退房,取回退房押金1600元,一行5人还到龙岗一鞋厂找了黄兴的舅舅要了150元。5月2日,5人顺利回到福清。  至于杨雪云称儿子曾中途回家的证言,杨雪云称,当时大量关键内容其实是被编造,自己被强逼在上面按手印,“我被铐了一天,被臭骂,他们一直把我关了75天。”杨雪云称。  “陈某某自始至终对我们说黄兴和夏影一直在深圳,其间没有回福清,根本没有作案时间,”陈焕辉称,此次他们向高院提交的所谓的新证据,也正是陈某某此前所讲述的真实情况,“2014年11月份,陈夏影的律师吴国阜前往陈某某的老家,重新录制了视频、录音、文字证据材料。这是我们新采集、提交的证据,其内容就是我们向检察院、法院递交过的,只不过以前并没被采用。”      今年2月9日,福建高院再审决定书称,黄兴、陈夏影和林立峰的父亲林信荣、母亲庄华英以“原审判决和裁定采信非法证据,无视大量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做出了错误裁判,应依法再审宣告黄兴、林立峰、陈夏影不构成绑架罪”为由,向该院提出申诉。  福建高院审查认为,申诉人黄兴、陈夏影、林信荣、庄华英的申诉符合重新审判的条件。据此,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2项、第245条第一款和最高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3条第一款、第382条的规定,决定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从再审决定书中就可以看出,此次福建高院再审,就是为了纠错,”昨天上午,律师李金星、伍雷分析称,所谓的案发现场在陈夏影家,但杨雪云的单位和她家就隔一条马路,她每日回家做饭、睡觉,有证据证明陈夏影人在深圳,现场也没查出有任何的毛发、血迹等痕迹,更没有发现作案工具等物证,也没有找到所谓的柳州小货车,勒索条也没查出是谁写的,证据不确实,依法应该予以排除存在刑讯逼供的非法证据。  两位律师称,该案最终定案的主要依据是言辞证据,且证人证言之间多处打架,相互矛盾等等,“这足以说明该案就是错案。”        昨天上午,福建高院宣传处处长、新闻发言人严峻称,该案再审的原因在再审决定书中写得很清楚,“我们没有听说有新证据,也无法去核实。”严峻称,该案再审复查,高院会依法审理,“在开庭审理时,公诉机关和辩护律师会就有关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至于哪儿出现了问题,到时就会知道。”  严峻称关于开庭审理时间,福建高院官方微博会提前3天予以公告,“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等方面的,就会公开审理。”  对于陈夏影案的审理,严峻表示,“我们会按照法律规定,有什么就是什么,如果确实有错,我们就纠错,我们会按照法庭程序走。”  对于该案已有19年之久、3名被告人家属多方申诉等情况,严峻回应称,申诉是保障他们一个权利,但关键是要发现问题,“19年来,该案进行了3次判决,3次裁定,关键就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至于如何看待该案中关于陈夏影有无在福清作案的时间、现场证据、物证等情况,严峻称该案的所有证据材料,人证、物证等都应举证,质证在法庭,其中的具体情节,也只有通过庭审才能最终确定。  文/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图/京华时报记者王苡萱  该案自发至近已19年。一起绑架杀人案涉及一名被害人及3名被告人共4个家庭。4个家庭遭遇了怎样的变化?该案又基于什么原因获得再审?2月11日至12日,京华时报记者赶赴福建进行了了解。    □被告人  如今,黄兴妈妈、今年64岁的王金梅己搬至北京随小儿子黄庆一起生活,她把为黄兴申诉一事交给了陈焕辉,“他当过兵,又懂法。”  2月10日下午,大风吹得格外寒冷,王金梅坐在丰台路口一石墩上向记者简要讲述了家里的情况:“我儿子被宣判死刑的时候,我当时就哭了,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她两手紧紧地抓着膝盖。作为一个母亲,她听了两次宣判,黄兴两次都是死刑,“感觉自己快疯了,神志不清,还为此在医院治了3个月。”  王金梅说,37岁时丈夫就去世了,她一人拉扯3个儿子长大,“黄兴是老大,他从14岁起就照顾弟弟,分担家事,很懂事,能吃苦。”她的二儿子去了俄罗斯,小儿子黄庆在北京做小生意,每个月给监狱内的黄兴寄钱,“让他买药吃,今年都40岁了,还患上了高血压,”王金梅称,她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早一天出来,一家人能团聚,“能找个媳妇,生个小孩儿。”  在黄庆和妻子看来,哥哥黄兴的名字就是家里的一个雷区,“不能提,一提妈妈就会哭,特别是每次过年就是一个坎儿。”   林立峰的父亲林信荣投资做生意,在一商场买了家门面,1995年初交房后就开了家服装店。  2月11日下午,林信荣坐在客厅内沉默着,妻子庄华英也沉默着,只是手不停地用一把硬刷子从一油烟机零部件上剔除油垢,“我家伤害最大,不管再怎么努力,我儿子也活不来了。”庄华英哭泣着说。  林信荣称,1996年6月2日被抓前,就有公安多次联系他们,“唐明案发后,满街都在议论小孩子是怎么死的,我们和唐明家还有点儿亲戚。公安还多次打电话,说让我们投案自首,我们坚决拒绝。6月2日早上八九点,林立峰骑着摩托出去,然后就再没有回来。”  庄华英曾两次偷偷给儿子送猕猴桃,“第一次是在2007年1月份,我把猕猴桃藏在大衣口袋里,儿子说就是它,猕猴桃真好吃,下次你再给我带两个。第二次,我把猕猴桃藏在裤腿里,结果给搜出来了。”  庄华英称2008年1月24日,已服刑12年当时已31岁的林立峰因患直肠癌死于狱中,“他曾给我说,‘妈妈,你信不信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林信荣称,其实在2006年12月林立峰被送至龙岩监狱的时候,他的病就已经有了症状,“他说得一直跑厕所,一天跑十几趟,但又仅能拉出一点儿水儿。”在2007年年初,林信荣将儿子的症状告诉给福州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医生说看情形可能是肠癌,得想法检查确诊。“我很着急,一直找监狱。”  在和监狱多次交涉下,2007年6月份左右,林立峰被送至医院,“医生说,人即使做手术,也只有半年时间了。”  陈夏影和林立峰是发小,两人是福清二中的同学,初中后也都没再读书。两家的经济条件也都不错。  今年65岁的陈焕辉当过6年兵。回乡后,他先是在福清市民政部门工作了5年多,后停薪留职跑事业经营加油站,还开了一家火锅店,陈母杨雪云一直在福清市钢铁厂上班负责计量,家距工厂仅隔一条马路。杨雪云记得陈夏影是在1996年4月13日给自己要了身份证,说同几名朋友去深圳开店。  杨雪云称,5月2日陈夏影和黄兴、陈凤竹、陈某某等几位朋友从深圳回到家,“他们说深圳房租太贵。5月3日,吴章文到我家里来,叫夏影、黄兴赶紧逃走,说公安局怀疑你们了赶紧逃,夏影说,我没做这个事,我干吗跑?”1996年6月2日,陈夏影、黄兴两人被抓。  “6月3日上午,有公安带林立峰到我家,我问怎么回事,公安说,唐明被绑架在我家里四五天,我说这个太荒唐了,我天天在家啊,天天在家煮饭、睡觉,怎么不知道?”他们说,您在的时候,他们就把唐明放在楼下的柴禾间。我说我家自行车就放在柴禾间,我没看见什么啊。  杨雪云称,林立峰脸色很难看,进门就到处指点,还给公安说纸条怎么写。  1996年6月4日,黄兴也被带到家里,“一进门就说,‘阿姨,给我口水喝’,我给他喝点水,我看他整个人变了个样子。”  今年2月11日夜,记者随陈焕辉到位于福清市钢铁厂家属院的家。走上4楼,陈焕辉掏出钥匙,在顺利打开第一道防盗门后,又换把钥匙开第二道门锁,可能门锁长时间未打开过,尽管杨雪云举着手机利用手电筒照明,10多分钟后,门锁还是没有反应,陈焕辉一只手拽着门把手,一只手转着门锁,腿脚并用一下下撞着门,最终,门突然被打开。  借助手机电筒的光,记者看到房内已落了一层厚厚的土,地板也干裂翘起,踩上去发出一阵阵碎裂声。  陈夏影的房间内放着一张大床,屋角摆着布艺衣柜。杨雪云拉开衣柜拉链,拿出几件衣服,她举起一件棕色、袖子及前胸有白色条纹的毛衣说,“这是我给夏影织的,他当时只有15岁,只穿了半年,现在他快40岁了。”  “这个家也给毁了,”陈焕辉称,为了给儿子申诉,他已经写了不下1000套的申诉材料。  在福清市,走进一条深深的巷子,记者一路打听才终于摸到了唐明的家。  唐国良住在二楼,他趴在后窗户上向下对记者说,“我喝多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在记者要求下,唐国良最终还是和一位自称是其朋友的女子下楼,她称,自唐明被绑架并被杀害后,唐国良总是酗酒,家里的熟食店也不做了,“案子不是都已经都判了吗?怎么又要审?”  两人均表示不知3名被告人家属坚持多年申诉一事,并称如果再审开庭,他们也会去旁听,如果3个人是无罪的,他们将会继续追凶。  文/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图/京华时报记者王苡萱 (原标题:

审判业务专家司法新论系列谈⑩  公众关注的大要案应成为审判公开的典范  最高人民法院 苗有水  审判公开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在大要案审判中推行主动的、全面的、实质的公开却依然困难,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公众关注的大要案应当成为审判公开的典范。    在我国,公开审判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制度。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依法及时公开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这一要求,为新时期审判公开工作点亮了指路明灯。  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重视审判公开。周强院长指出,推进审判公开,要着力实现“四个转变”: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变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变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变形式公开为实质公开。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审判公开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如《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等,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全国法院审判公开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然而,审判公开的具体落实还存在“最后一公里不到位”问题,主要表现在公众关注的大要案的审判活动中。本来,案件越是敏感重大,越需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越应当方便群众行使舆论监督权。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普通案件的公开通常无懈可击,而公众关注的大要案的审判,如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社会影响面广的涉众型犯罪案件、重大涉黑犯罪案件等,却是审判公开推行不力的“死角”。对于大要案,以公开之名行不公开之实的做法,似乎是一种半公开的“潜规则”。具体而言:一是发布公告遮遮掩掩。有的法院在审理重大敏感案件的时候,不愿意在开庭三日前对外张贴公告,而是仅在法院内部公告栏里张贴,或者仅通过电子屏幕滚动几下,拍照存档即表示已经公告了,却不让群众看见。二是庭审搞“内部公开”。有的法院刻意选择较小的法庭审判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并习惯性地安排公检法干警等“内部人员”占据旁听席位,以便阻止公众和媒体记者参与旁听;当外部人员要求旁听时,明明旁听席位绰绰有余,却以“旁听证已经发完”为由予以拒绝。《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第四条规定:“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允许当事人近亲属、媒体记者和公众旁听,不得对旁听庭审设置障碍。对影响重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应根据旁听人数尽量安排合适的审判场所。”《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审判场所座席不足的,应当优先保证媒体和当事人近亲属的需要。”显然,这些规定在有的案件中未得到执行。三是裁判文书选择性地上网公开。试查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来历次评出的所谓“影响性案件”,有几件能够从该网站上查到裁判文书呢?  在大要案审判中推行主动的、全面的、实质的公开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法官心头许多顾虑尚未解除。顾虑之一是,媒体可能炒作,导致本来就不容易处理的案件更加难以下判。的确,一些影响重大案件的信息曾经被部分媒体进行了娱乐化传递;个别媒体为使其报道能够吸引眼球,不正面关注庭审内容而着力挖掘庭审“花絮”,不介绍经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而倾情讲述案件背后未经证实的“传说”,结果是淹没真相,传播误解,误导公众。因而,不少法官对于媒体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顾虑之二是,可能发生不可控的意外情况。比如,审判长驾驭庭审可能出现失误,渲染出去影响法院公信力;被告人当庭揭发某领导收受其贿赂,如不控制消息可能损害相关领导名誉;等等。参加旁听的媒体记者,如果“不听招呼”而借这些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做文章,既可能抹黑法院,也可能破坏法院的外部关系。顾虑之三是,裁判文书一律上网公布,必将倒逼案件质量评价,甚至引发司法错误之终身责任追究,这将使长期面临“案多人少”压力的法院遭遇不能承受之重。  以上顾虑虽然不无根据,但不应据此否定审判公开的正当性。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公众关注的大要案应当成为审判公开的典范。首先,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自媒体应用的浪潮,正在对司法审判的公开性形成有力冲击;试图通过封锁消息来维护司法主体的公信力,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从当今世界各国司法公开和新闻自由的发展路径来看,司法与传媒的良性互动存在一些可以把握的规律。其中最基本的规律是,司法和传媒将走向相互开放。这既是公民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的要求,也是新媒体时代的既成事实。媒体和公众在关注法院工作的同时,有的对法院工作提出批评,是正常的。问题不断被揭露,正是司法改革的动力和契机,否则,“讳疾忌医型”的司法将不可能取得进步。不能否认,媒体有时对司法也存在一些误解,但应当通过沟通和开放信息来消除误解,而不是通过封锁信息。减少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应当从强化“内功”入手,而不是切断信息传播的渠道。其次,要转变观念,对于社会关注度越高、越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越要拓展公开渠道,越要提升公开程度。实践证明,只有将案件审理过程全方位地向社会公开,才能有力地回应公众质疑,才能获得群众信任。薄熙来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期间,到济南参加庭审情况通报会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有近300人;几天之内,“@济南中院”官方微博播报的庭审实况被数亿人关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案的公开审判在中国法治推进史上具有标杆意义,值得各地仿效。再次,认为被告人在法庭上检举揭发的情况透露出去会带来不良影响,实属不必要的顾虑。党和国家加大反腐败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惩腐败分子,这应该理解为我们国家的“新常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元旦所作的“新年贺词”中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最后,应当依法、及时、规范地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判文书,大要案亦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的力量,不在于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在于其理性能力,即说理能力。如果连裁判文书都不敢示人,谈何司法公信力?因此,必须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推进审判公开,让“影响性案件”率先公布裁判文书。正如周强院长所强调的:“遮遮掩掩、自说自话带不来司法公信,要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公正高效的审判树立司法公信。” 进一步推进审判公开,尤其是公众关注的大要案的审判公开,必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点赞。(来源:

廉政瞭望02期封面报道:落马省会书记谜题  策划人: 周丽萍   舒炜  和一般城市的一把手不同,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既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也常常是省领导,能够尽可能地调动一切资源来实现城市发展和自己的施政意图,一般都是优中选优,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自身过硬,能成大事的干部,也曾前景看好。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他们是中央纪委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组策划中涉及的落马省会书记,大都是从本省基层打拼出来的干部,在官场上浸淫了几十年。就让我们揭开这个谜题,看看他们腐败起来的危害性和波及面到底有多大,以及该如何让后来者警惕。  “与其说之前查的那些干部是杨卫泽的‘裙边’,不如接下来看看杨又是谁的‘裙边’。”一名接近江苏省委的人士对廉政瞭望回忆,“去年11月就耳闻杨卫泽在苏州的两处房子被北京来的人查了,当时官场上下都在传杨马上要出事了,果然没几个月,靴子就落地了。”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发自南京、无锡、苏州  在杨卫泽落马后第4天,南京市人大常委会接受罗群、陆冰辞去副市长职务的请求。据此前的公示,罗群拟任南京市委常委,陆冰则年满60岁。  于是,南京市政府班子里过去的7名副市长只剩下5个,市委常委中则缺市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南京城里一场更大的人事变更也即将到来。  “如果现在来回顾杨卫泽的仕途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官员的政绩饥渴病症从腠理到膏肓的过程。有的干部是想做事,也能做事,但野心太大,为了升迁不择手段。”江苏省委党校一名教授感叹,“这些年在报纸电视上看到的他,感觉和当初在党校听我课的那个他几乎不是一个人,我有点认不出来。”  “贵人缘”(“过去,我们找银行贷款困难,现在,银行追着我们贷款”)  出生于1962年的杨卫泽在南通长大,36岁成为省交通厅长,44岁晋升省委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政治明星”。廉政瞭望记者在江苏采访时,听到多地主战线上的官员对他的评价较为一致——杨卫泽是个“能人”。  这个“能人”的起步,是在江苏省交通厅。“杨卫泽的‘机灵’和‘能干’,在江苏官场上是出了名的。”前述教授向廉政瞭望表示,“同样重要的是,他当初被大领导看上了,省委一名南通籍领导当时非常赏识这个杨卫泽,觉得他做事情的眼光、思路和魄力都很强,曾经多次带着一起到市县调研。最近几年的公开报道中,他们还多次一同出席过南通在宁的一些老乡活动。”  据江苏省交通系统一名干部透露,杨卫泽长期在厅里的规划处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辅之多条高速公路和长江大桥的建设经验,让他也有点“小狂”。他在就任交通厅长期间有一句“名言”——“过去,我们找银行贷款困难,现在,银行追着我们贷款”。  “杨卫泽是个专科生,不过工作非常勤奋,领悟能力强,学东西也很快。以他的能力,当时出任厅长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升迁速度的确让人有点意外。”接近江苏省委的一名人士分析,“不过江苏属于沿海发达地区,出经验也出典型,高级领导中甚至越级提拔的也有。”  有媒体报道,杨卫泽落马或与当年在交通厅的高速公路工程有关,上述干部对此回应:“江苏后来一度摘下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和密度全国第一‘桂冠’,客观说杨是有功劳的,也打好了基础,但这样的大投入大建设,里面的诱惑太大了,很难说杨有无问题,或者说具体是什么问题。”  江苏省政法系统的一名处长称,当年苏州副市长姜人杰落马时,给杨卫泽震撼很大。此时的杨正在仕途上升期,一度在很多场合都更加低调了,当时曾有人以为杨要受到牵连,没想到很快转身去了无锡做市委书记,两年后,更是开启了无锡的书记由省委常委来长期兼任这个“惯例”。  “杨卫泽是普通家庭出身,本身没有什么人脉,早期是靠自己的能力脱颖而出,后来是主动进圈子还是被人拉近圈子,这个就很难讲了。”上述处长表示。  廉政瞭望记者注意到,2009年,周永康无锡老家西前头村所在的锡山区厚桥镇变身为街道办事处,并吸收了临近安镇所辖的南桥头村等8个村,总面积33.7平方公里,28408人。南桥头村的不少村民对此抱怨,“厚桥的区域调整苦了我们乡下人,我们村本来上安镇购物5公里,调整后,到厚桥办事情要比原来多走10公里。”  当地有干部感慨,在经过西前头村的锡山大道建造以前,北侧不远就有宽阔的东安路和先锋路,都是车少人稀。但在修建中,拆了村里第一排十多户人家,到周家大门后就戛然而止,一直被人诟病。“这条路在建设中叫新坊路,建成后忽然变成锡山大道了,要知道这个名字听着应该是我们锡山区的主干道,谁知却在这么‘偏’的地方。”  2001年,杨卫泽由省交通厅长转任苏州市长,被外界视为是积累地方工作经验,今后很可能会受到重用。  到了苏州,杨卫泽开始把自己最擅长的搞交通那一套经验嫁接到了地方上。当地一名处级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杨卫泽在苏州当市长时,也是环城高架、苏嘉杭高速、沿江高速和绕城高速的大修建时期。他提过一个概念——要适度超前建设高速公路网络,当时这在苏州政界具有不少争议:有必要修这么多高速公路吗?大家一度觉得这个从交通厅过来的市长是不是只会修路,不会干别的。后来再看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超前一点,可以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苏州在长三角地级市中可谓走在了前面。”  这些路修得很快,很漂亮,不过随之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如被人诟病的环城高架北段工程质量,当年的一些拆迁户坚持举报杨卫泽10余年。消息人士向廉政瞭望记者透露,杨卫泽在主持苏州道路改造,有的项目和他的妻子息息相关。“比如说花刚岩的路牙,从安徽进货时每块27.5元,最后结算每块翻到了120元,赚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啊。”  刚刚到无锡,杨卫泽也提出要修建环城高架和惠山隧道,把无锡过去“一体两翼”的城市规划拉扯成一座大城市的骨架。“无锡更像个现代化大城市,的确是杨卫泽来了之后的效应。”接近无锡市政府的一名人士表示。  2010年7月4日,无锡内环高架惠山隧道客车起火致24人死亡的特大车祸后,当地曾引发对隧道消防工程的质疑,以及到底该不该修隧道的争论。不少人认为,“在无锡这样的中等城市,不说工程成本,高架的安全性远远高于隧道,太湖大道广南立交到金匮桥为什么又要采用隧道?”  “公允地说,隧道和高架各有利弊,前者容易被水淹,高架则可以打造立体化多层交通,缺点是噪音污染,所以需要因地制宜,不过杨卫泽属于那种能修隧道绝不修高架的人。像杨卫泽和季建业在南京城西把高架炸掉修隧道,当时人民怨声载道,但现在通车了大家都说好。我有个同事说每天开车从这里过都会在心里赞一声,过去40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了10多分钟。”江苏某省直机关的一名副处长王成表示。  修建无锡市行政中心,也是杨卫泽的一个大手笔。“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太湖新城。”当地一名街道办干部称,“不过的确有点奢华了,这里北枕金匮公园土山,南依尚贤湖,位置非常好,总建筑面积约29.8万平方米。”  此外,2008年,高98米的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只存在了7年便被拆除,耗资一个多亿的无锡周山滨汽车站使用才一年也被拆除。“现在看来,都是杨卫泽在无锡大拆大建的佐证,为什么当时大家却没有觉得呢?”无锡一名媒体人对此唏嘘。  据前述那名苏州处级干部回忆,杨卫泽到苏州没多久,也开始“恶补”城市建设经验,据说经常开会时都会提到经营城市的理念,要让经济增长方式由“农村推动型”向“城市辐射型”转变。他曾拍着桌子说过,要把世人眼中的“小苏州”观念扭转过来,不要让人以为苏州只是一个旅游城市。  杨卫泽最得意的是,在他任上,苏州获得了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苏州所辖的5个县级市也全都成为国家环境模范城市。由此,杨卫泽的主政理念开始从修公路向做文化、抓人才转变,他后来在无锡、南京主政时,也把这种理念延续了下去。  “到了无锡,杨卫泽转变更大。他开始还是像之前那样发展交通,但很快觉得不对劲了。”王成分析,“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无锡和苏州不同,经济和文化都要差一截,接受上海辐射也弱一点,天时地利都不具备,只有发展人才了,于是就有了那个浩浩荡荡的‘530计划’。”  这个计划出台于2006年4月,目标是“5年内引进30名海外领军型创业人才”,多次受到中央部委领导肯定,一度常年接待外省市兄弟单位造访、取经达四五十次。  当时有老干部批评杨卫泽“好高骛远”、“浪费财政”,不过杨卫泽仍不以为然。  “那几年,无锡引进这些人才的黑洞很大,尤其是刚开始对海外人才审核不严,无锡财政也被一些‘克莱登大学’的人‘骗得很惨’。”王成说,“直到后来进行规范后,才稍有好转。”  除了人才,杨卫泽也乐于对城市进行文化包装。2006年的第一届吴文化节就是在杨卫泽手上搞起来的。廉政瞭望记者曾参与过当时的开幕式,无锡邀请了全国政协一名副主席和吴伯雄等政要出席,杨卫泽当天更是意气风发,宴会上频频敬酒,亲口承认举办吴文化节就是要提高无锡乃至吴地的核心竞争优势,邀请大批专家论证吴文化的发源地在无锡梅村。  到南京,他更是斥资70亿元,在夫子庙建设中国科举博物馆,据当时参加现场调研一名人士回忆,杨口口声声称要将其建成传承科举文化的“传世之作”,“这个提法是杨的口头禅,在别的工程上也常常会这样提”。中国科举博物馆的一部分原址是南京市中医院,为了这个项目,新院址准备迁到南部新城医疗中心2号地块。  有该医院职工向廉政瞭望记者反映,原本是说2014年底搬迁,但为了让博物馆在青奥会前开展让路,医院在去年6月被搬迁到河西的建邺医院“过渡”,到时候还面临着“二次搬迁”,“有点劳民伤财”。  在杨卫泽落马之前,他的多名“爱将”早已经成为被剪断的“裙边”。  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他的案件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做为标本,对江苏“能人腐败”进行了剖析,而朱渭平正是杨卫泽当年的“爱将”。朱的落马还引发了“华莱坞”项目负责人、无锡灵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平之弟吴敬平和无锡富安集团总经理杨北椿的外逃。而影视基地“华莱坞”和惠山古镇、灵山梵宫、清明桥街区等宏大的旅游构想,都是在杨卫泽手中,全部由规划图变成了实景。  此外,据廉政瞭望独家获知,杨卫泽曾经的“大秘书”,也是无锡市委常委的新区党工委书记许刚近期少有露面。2012年底,无锡新区鸿山街道官员花38万元赴厦门开会,成为中央纪委通报的首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  无锡新区的“美女宣传部长”余敏燕和杨卫泽的关系也已经众人皆知,当地一名媒体人对廉政瞭望记者感慨:“余的真人比那些网上流传的工作照好看多了,元旦前大家还一起吃过饭,真没想到她也会进去。那天她还谈到自己的女儿是送去学钢琴好还是学画画好,举棋不定。”  廉政瞭望独家采访获悉,余敏燕是无锡下辖的县级市宜兴人,并非传说中的“80后”,她本来是1977年出生,但后来档案被改成了1983年,其父是从事工程建设的商人,与杨卫泽多有交集。余的家教较好,学艺术出身,平时开一辆奥迪车,“穿衣打扮都很有品味,要用奢侈品,但不会给人土豪的感觉”。  杨卫泽迷信领导力的作用,廉政瞭望记者曾在一个场合听到他阐述自己关于领导力的理论:重管控,更重愿景;重指标,更重信念;重个人,更重团队;重命令,更重授权;重权威,更重平等。  “话虽漂亮,但基本上更看重这套理论的前几个字。他是属于仕途一帆风顺的人,作风也比较霸道的。”南京市一名副厅级干部解析,“像季建业那么‘彪悍’的人,在杨面前都是没有二话的。自缢身亡的南京市六合区委原书记娄学全,以及此前落马的原南京建邺区委原书记冯亚军、溧水区委原书记姜明,更是杨卫泽的‘铁杆小弟’。”  “杨卫泽在南京这几年,政绩饥渴的情绪很明显。”江苏省一名老干部观察,“一会是要超过无锡的GDP啊,一会要让南京接盘亚运会啊,大规模发展江北新区并亲自出任管委会主任,都是很想做点什么大事来展现能力,从而迅速升上去。去年还一度传过,青奥会后,他要到邻省当省长呢。”  不过,真到了青奥会时候,作为组委执行主席,杨卫泽在赛事期间露脸很少,让人感到奇怪;去年国家公祭日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调研,杨卫泽也没有参加陪同,只是在座谈的会场上一闪而过,更是让大家加深了杨卫泽要落马的感觉。  “与其说之前查的那些干部是杨卫泽的‘裙边’,不如接下来看看杨会是谁的‘裙边’。”一名接近江苏省委的人士对廉政瞭望回忆:“去年11月就耳闻杨卫泽在苏州的两处房子被北京来的人查了,当时官场上下都在就传杨马上要出事了,果然没几个月,靴子就落地了。”(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有人说,王敏是没有地方主政经验的官员,被派任省会城市一把手,相对少见。这一履历也导致他“写材料、作讲话有一套,但干事不太行,在济南这三年多,感觉做的事情不多。”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发自济南  2014年12月31日上午10点,济南市委所在地——半个月前被中央纪委监察部专题片点名奢华超标的龙奥大厦G303会议室,市委市政府2014年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如常召开。  这一新闻发布会制度正是王敏在2014年初倡导实行的。一年期满,王敏的名字却未能再出现在发布内容中。  据知情人描述,12月18日下午,多辆警车鸣笛进入济南市委大院,大约出动了20多名武警。几个小时后,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被带走。  中央纪委网站当晚9点25分通告王敏落马消息。当地媒体人士透露,当晚准备刊发关于王敏的报道,得知消息后,匆忙撤换掉。  包括当地政界、媒体、一些企业人士,对王敏被调查的消息,都感到意外。“没想到第一个是他,很突然。”  王敏是十八大以来山东落马的第一个省部级官员,是土生土长的山东本地干部,在山东任职长达33年,工作地一直没有离开过济南。  不同于有些官员落马后,王敏对于外界,至今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面孔。在廉政瞭望记者的调查中,有人说他不修边幅,有人说他讲究排场,有人说他脾气粗暴,有人说他仗义疏财。  一位与王敏接触过多年的朋友透露,王敏的父亲王春华曾在山东聊城地区先后任文教局局长、教育局局长,后为聊城师范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为11级干部。  在朋友眼里,王敏作为“官二代”,工作后起点高,1982年从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专业一毕业,即到山东省委调研室工业处工作。  朋友认为,王敏比较讲究排场,享受一种“大哥”的感觉,一直是老友聚会中的焦点人物。“王敏定的话题就是大家的话题,王敏的观点最后往往会统一大家的观点。”但这也被一些人认为,王官越大架子越大,喜欢被奉承。  另一方面,王敏与朋友相处、说话比较随意。毕业30多年,每年的大学同学聚会,他几乎都会参加。一次,有位同学穿着中山装坐得笔挺,王敏当面挖苦其穿得像参加遗体告别似的。  王敏的随意也带到了工作风格上。比如王敏任省委宣传部长时,到大众日报找人,在大厅里喊,“XXX,你给我出来”。  对于王敏被传对下属发脾气的一些事情,该朋友认为,他确实脾气不好,说话直。但其朋友对舆论的大肆指责认为要分情况,有些领导发火是事态所迫,有些时候下级执行不力,有些时候是对一些违规现象的气愤所致。  该人士举例,有报道显示,在公开会议上,王敏对干部酒驾行为表态:“多喝了几杯,哪怕躺马路上睡几个钟头,你也别开车走!因为醉驾被查,你说丢人不丢人!”  但也有官场人士认为,王敏有时确实不讲究方式方法,不顾及下属尊严,个人修为不高。  王敏的同学认为,从小家境较好,让他对钱财看得比较开。“如果说对钱一点欲望也没有,也不可能,但他鄙视那种贪得无厌的人。”该人士透露,王敏的妻子患乳腺癌后,一朋友去探望时,送上5万元,被王敏拒绝。  上大学前,王敏在聊城工作生活多年。王敏的朋友透露,王认识同为聊城人的孔繁森,曾表示认同孔繁森的价值观。但对王敏后来的变化,朋友表示不甚了解。  上述熟悉王敏的人士说,王对朋友热心、爱管闲事,有时对朋友的家事也会直言发表意见。  “他这个人的缺点是拉帮结伙,讲究哥们义气,身上充满匪气,像山大王。”王敏的朋友透露,王敏曾对“出事”朋友相助、或尽可能地予以照顾。  2010年12月6日,“齐鲁银行金融诈骗案”案发,涉案金额101亿元,轰动一时。“其中涉及厅级干部9人、处级干部6人。”  媒体报道齐鲁银行诈骗案的涉案官员时,点名提到一名官员被调查,其夫人此前在齐鲁银行任职。事发当月,该官员先是从某部常务副职被调任另一部门的副职,排名最后。但此后便没有后续消息。  据王敏上述朋友透露,王敏与此官员为好友,在此人平安过渡上出力不小。  2014年12月26日,廉政瞭望记者从该官员所在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官员近期一直没有到单位上班,在该部官方网站领导介绍里,没有该官员信息。   2014年7月9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山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作风建设方面,顶风违纪行为屡禁不止”。  另一方面,出于不可知的原因,薄熙来的辩护律师是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而该律师事务所主任,恰是王敏的同班同学兼好友。  目前王敏的一名律师朋友愿意为他担任辩护律师。也有曾经与王敏交好的官员称,王敏都被公布调查了,没救了,别管他了。  2004年12月,王敏以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升为省委常委,跻身副省部级,这一安排相对罕见。  王敏大学毕业即进入省委调研室,在调研室、研究室工作长达十年。接近济南官场的人士介绍,大约与省委政研室出身有关,王敏热衷调研。  据大众网报道,2014年8月27日,济南市启动乡村扶贫解困工作,选定100个特困村。9月14日至11月8日,56天的时间里,王敏先后走访了其中58个特困村。  山东多名接近官场的人士认为,王敏比较勤政,在北京开会期间,周六周日还回济南处理事务。曾经与王敏家邻近的一位朋友说,王敏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经常晚上10点过回家。该朋友透露,王身患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还因十二指肠肿瘤做过两次小手术。  上述人士说,王敏作为没有地方主政经验的官员,被派任省会城市一把手,也属少见。这一履历也导致他“写材料、作讲话有一套,但是没有过主政地方的经验,干事不太行,在济南这三年多,感觉做的事情不多。”  王敏落马后,有舆论指王喜欢在报纸上批示,作秀。有当地媒体人士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当地媒体认为这不能算作秀。“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了解民情,最好的两个窗口就是调研和媒体报道了,他喜欢从媒体上知道一些事情,这不是什么坏事。”该媒体人士透露,这一做法一度促进了一些政风的改进。“王敏刚主政济南时,曾下力改进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优化营商环境。政府机关一度积极整改,害怕被曝光。后来一些区、县委书记也学会了这一招。那段时间,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另一名官场观察人士认为,在一些政事上,王敏执政风格比较强势,推动工作手段比较强硬,对于个别长期遗留问题,敢于碰硬。  2008年以来,位于济南经十东路的彩石山庄成为烂尾楼盘,2000余户购房家庭被套。据一些购房者说,当地多年来的处理方式是法院不立案、媒体不报道。  及至2013年,济南市将彩石山庄纠纷提上日程,始有文字见诸报端。据公开报道,转机出现在2013年6月,“在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和副书记雷杰的要求下,济南市成立彩石山庄协调领导小组。”“济南希望在省政府拿出办法前,尽可能多地分批解决业主的不同诉求,甚至由市政府垫付部分资金。”  近年来济南的城市空间布局中,“北跨”受制于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限制,一直进展缓慢,为此一度引发待开发区居民的抱怨。一名拆迁区域的户主介绍,王敏上任以后,为推动拆迁改造,几乎每周都要到现场督工。  王敏曾经担任过宣传部长,被认为很会利用媒体自我宣传。一名接近王敏的人士透露,有一次王去商河县考察,路遇小车祸,一名农村老汉轻伤倒地,他还特别下来看了一下,要求安抚好老人。第二天济南日报刊登了相关报道。  王敏被带走之前,毫无征兆,但被带走几小时之后,中央纪委网站即公布了其被调查的消息。  济南接近官场的观察人士猜测,可能是被此前落马商人供出。2014年10月12日 ,江苏省委原党委、秘书长赵少麟被公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其子赵晋也被曝于当年7月被带走。  赵晋的房地产公司在天津和济南两地深耕。其山东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6年7月在山东济南登记注册,不久即取得诚基中心所在地块。项目占地面积约166亩,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3亿元。除诚基中心外,该公司在济南还开发有济南万豪国际、济南卓越时代广场。  赵晋与王敏的确切关系,尚不得而知。但有传闻指,诚基房地产开发公司是由王敏引进济南。  诚基中心自推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该楼盘位居济南市中心泉城广场旁,位置绝佳。但被业主投诉最多。业主投诉诚基中心商品房销售后,擅自变更原始规划与设计,违规加盖,改容积率,不通暖气、煤气,以及停车位不足等众多问题。其问题与赵晋的公司在天津的楼盘问题相近。  因车位不足,一些业主把车停在地上,堵住消防通道。2011年12月6日,诚基中心一期21号楼发生火灾,致两人死亡,而消防车和救护车却难以进入火场。  2014年冬天,业主收房5年后,诚基中心才开始接进暖气管。一名诚基中心业主透露,以前每到冬天,小区业主就一起堵路,甚至导致一些公交车临时改道。业主们还指出,因名声太差,诚基中心于2013年改名为天阶泓都国际。  受困于诚基中心业主引发的投诉和群体性事件,当地相关部门深感头疼。当地传闻,济南某局局长曾求赵晋别再在济南开发房地产。  去年中央巡视组对山东的反馈意见包含,“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对腐败案件查处力度不够,有的对查办案件有畏难情绪,有的案件处理偏轻,对省管正职领导干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责任追究不力。”  上述观察人士分析,山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但忠、义等观念有时被官场关系扭曲。  近年来,山东虽然有高官落马,但基本对其他官员牵连不大,其他地方出现的腐败窝案等情况,在山东基本没有发生。  除王敏外,近年来山东省被查处的副省级官员有:山东原副省长黄胜,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张万青,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落马,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段义和。  除王敏有待观察外,此前5人多为相对独立的案件,较少牵扯出涉事官员的“朋友圈”,甚至对下属官员、行贿人的影响都不大。  此次王敏落马,是单个案件,还是会牵扯出其他官员,山东官场人士对此也多有议论,坊间正拭目以待。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我是农民的儿子。”万庆良的忏悔书,恐怕也会写上这个“经典桥段”。他出身贫寒,和姐姐挤在一张床上,10岁就成了留守儿童。姐姐终日劳作,供他上学。  不过,同为落马省会书记的王敏情况不同。其父王春华长期在山东聊城的科教文卫系统任职,是当地高干,“十一级干部”。陈川平的父亲,亦曾任平陆县人大主任。  这8人中,有4人为“60后”,其余为“55后”。上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王敏大学毕业后到了省委调研室,申维辰13岁就在乡政府当电话员;毛小兵、陈川平则入职锡铁山矿务局和太原钢铁公司;李春城、万庆良、张田欣分别由哈工大辅导员、嘉应师专教师、民办教师起步。入仕之初,他们一度都能“踏实工作”,一朝落马后,还能在昔日同事那里得到印象分。  经过八十年代的历练,他们大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小步快跑”,迎来仕途的快速擢升期。10年间,陈川平先后获得太原劳模、山西优秀企业家等称号,由太钢机械厂副厂长变身为太钢总经理;杨卫泽则从省交通厅副处长成为厅长;李春城由黑龙江跨省调动到四川成都任副市长;毛小兵则从锡铁山矿务局发电厂副厂长做到矿务局局长的位置上。那一年,毛小兵年仅35岁。  申维辰的仕途比其他人“超前”一些。乘着当时“干部年轻化”的东风,1984年,他就当上了团山西省委副书记,经过90年代省体委主任、晋中市委书记等岗位,于2001年跻身省委常委。  毋庸讳言,杨卫泽、万庆良、李春城、申维辰等人的能力曾得到认可。如陈川平为减少冗员推行“4050人员”内退,让妻子带头先退;万庆良落马后,在其曾任职过的蕉岭县,有群众仍赞赏其当时政绩。山西有老同事称,“申维辰在体委当主任时,山西三大球走出去了,在晋中的成绩也不错。”  不过,此时和稍后一段时间,负面消息也开始涌现。杨卫泽深陷“沪宁高速修建腐败”传闻,毛小兵遭遇西部矿业改制上市难题,被疑有利益输送。陈川平更是被指“与‘贵人’同乡打得火热”等。  此后,他们的仕途仍高奏凯歌。万庆良从揭阳书记、到担任副省长、再到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杨卫泽在无锡市委书记任上当选省委常委。2007年,陈川平弃商从政,成为山西省副省长,2011年始接替申维辰主政太原。  主政一地后,随着权力更大,情况更复杂,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受争议。  争议和涉腐传闻,在城市建设等领域出现得较为集中,有的还被指系为亲友牟利。如王敏在济南发展城建引发暴力拆迁,或涉帮助某开发商在济南“呼风唤雨”。万庆良在广州“大干快上”,据称,与商人的利益交换成为其落马直接原因。李春城推进城乡统筹这一全国瞩目工程的同时,亦深陷腐败漩涡,还因出现多宗强拆事件被称为“李拆城”。毛小兵在西宁搞“畅通工程”,道路内外的停车点被称为“毛家湾”……  有关他们工作作风的负面消息也被传出,如毛小兵被指“心太狂,手伸得太长”,王敏曾骂济南市财政厅官员:“你拿我说的话当放屁吗?” 这一时期,权力与金钱正结为一体,过去的成就和谨慎,已被他们抛到脑后。  接下来,就是降落、坠落的轨迹。除了张田欣因违纪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外,其余均逃不了落马。申维辰、李春城属经过调动后被查,二人所涉事项仍主要是在山西、成都任职期间。落马前,杨卫泽、毛小兵还分别遭到了季建业岳父、江苏省原副省长高德正和西部矿业职工的举报。  值得一提的是,落马或被免职的8人中,6人一直在家乡任职。参加工作后,7人均未离开工作地所在省份,一干30多年。  十八大后,落马的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增至10人,6名在任,4名已调任。而十八大前30年,落马的才8人,其中没有1人是在任的。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岁末年初,3名省会城市市委书记迎来了他们的命运拐点。  2014年12月12日,太原市委原书记申维辰被移交司法;12月18日,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落马;今年1月4日,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的腐败传言成真,接受组织调查。  至此十八大后落马的省会城市一把手增至10人,6名在任,4名已调任。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这一数字为8人,没有1人是在任的。  在所有落马的18人中,南京与太原各有3名;其次是济南的2名;其余均为1名。  “当然不能就此断言这个岗位是高危岗位、腐败高发人群。只能说,权力越大,越应是监督的重点。由于省会城市的独特地位,其一把手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与期待,一般也都是‘干才良将’。此次集中落马,背后透露出来的信号,值得关注。”有专家分析称。  “省会是一省最高行政等级的城市,聚集了省域内主要的政府部门,以及大量的绅商、社会精英等社会中上层人士。”一名省发改委研究院官员告诉记者,“省会城市书记在地方官员中占据独特位置:既是地方的一把手,又大多是省委常委,既参与省级资源分配、决策制定,又直接执行。”  “他们都迈入高级干部的行列,大部分需要中央批准,一把手的地位比一般的副省长都牛。”有观察者也告诉记者。  梳理省会一把手的构成,有3个明显特征:本土多、空降多、历练多。  2014年9月,重庆市委秘书长吴政隆调任太原市委书记后,25个省会书记(济南、南京暂时空缺)中,外省调任者也有5人,其余均在本省官员中产生。而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接替万庆良出任广州市委书记,更是该地30年来首位省外“空降”书记。  本土官员中,省委常委“空降”的比例大。杭州市委书记龚正此前的岗位就是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正厅级官员直接提拔省会书记的相对较少,当然也不是说这一级别的干部就一定没机会。”上述官员称,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就是从合肥市长直接提任市委书记的。  从他们的简历来看,不少有多岗位历练经历。  “这个岗位需要具备比一般地级市更丰富的总揽全局抓大事的能力,也往往更考量其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所以省会一把手基本上都在其他地市一把手等岗位上历练过。”上述官员说。  选任谨慎,任职也不轻松。  “这个岗位风光倍受艳羡,压力也比其他地市大得多。”上述官员称,省会城市一般都是各省区域战略的重心,被寄希望于起“火车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一把手就必须承受这种期望带来的压力。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争议的焦点。”  南京一名观察者就告诉记者,该市原来有一名书记是从经济欠发达区域调过来后,一时没有“烧三把火”,“当地官员就私下评论,称‘终究还是小地方出来的,缺乏魄力,来了这么久没见到有什么大动作。’”  省会城市一把手可调动、协调的资源更多,手笔也大。  另一名观察者告诉记者,中部一省会城市被其他地市超过后,新任市委书记为打开局面,“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全城征地拆违,把省政府大院围墙都拆除了。如果是一般的市委书记,那有这么大的协调能力。”  该书记“一战成功”后,立即规划了一个超级大的新区,“有该省会主城区的三分之二大。虽说审批过程不顺,但并不妨碍他‘先行先试’。”  “这个岗位锻炼人,容易出‘政绩’,所以他们的仕途一般都不错。”上述专家称。  以广州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的11任市委书记离任后,大多更进一步,官至正部级及以上。其中产生了4名广东省省长、1名广东省委书记。  离开广东省任职的杨尚昆后来出任了国家主席,许士杰后来任职海南省委书记,林树森2010年辞去贵州省省长后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张广宁在2012年平调至鞍钢集团任董事长,高祀仁则赴香港任香港中联办主任。  只有万庆良成为首个落马者。  因为省会一把手的独特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他们落马带来的震撼往往更大。  最明显是一些重大项目或者创新,不得不停摆。“与一般地市还不同,这些项目或创新往往是国家级的,影响可想而知。”中部一省会城市官员告诉记者。  万庆良落马,或影响到了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建设。这是历经5年的曲折探索,新加坡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第三个规划项目。  早在2009年,万庆良就曾积极宣传广州知识城,这是其主政期间力推的多个大型城建项目之一。2014年10月,中央通报了他的“双开”处理结果;1个月后,关系到广东省经济转型的知识城规划项目更换了规划团队,“等于重起炉灶”。  省会一把手同时是省委常委,他们在人事上的话语权往往比一般市委书记更大。  侯伍杰只在太原市委书记任上一年零七个月,但在即将离任的当天,突击提拔了干部100多人。尤其是在公安系统,一次调整了太原下辖区县的9个公安一把手,致使全市公安系统混乱,引发巨大不满,告状信无数。  他们落马,引起的人事震动也就更大。这种震动不仅是向下渗透,还会向上延伸。  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断崖式降级1个月后,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落马。有媒体报道白恩培与张田欣关系密切。白恩培入主云南后,提拔非曲靖、昭通系官员,张田欣便是其中之一。  能当上省会一把手的,至少是政治上的“能人”,落马者“双面官”特征十分明显。这对当地的政治生态、社会风气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万庆良落马后,记者曾与广东省一处级官员聊天。他称最开始,万庆良是他少有佩服的高官。后来万传言多起来了,他想法还是比较乐观,“违纪可能有,但违法应该不会严重”。但随着万腐败细节不断曝光,他称,真没想到这么不堪,“对很多官员的思想认识冲击巨大”。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在任的省会一把手多是因为过去的问题暴露被查。  原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落马,在西部矿业任职期间与蒋洁敏有交集,并在改制中有利益输送行为,被多年举报;杨卫泽被实名举报其在交通厅任职时与沪宁高速公路修建中存在重大腐败线索;万庆良牵涉到揭阳窝案。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带病提拔’的严重性。。”有专家称。  从反腐的角度来看,省会一把手密集落马,正是反腐严查“四种人”的体现与落实:“四种人”其中之一就是“重要岗位上将要提拔的干部,决不能让他们‘带病’上岗,不行就得处理。”  作为省会城市一把手,“他们对地方发展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他们的仕途不仅比一般市委书记好,甚至比副省级官员的仕途都要好。很大一部分人可能进入更高级别官员队伍中。”有专家称。  例如,太原市委原书记侯伍杰被查时,已经是山西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原书记田凤山被查时,已经是国土资源部部长;沈阳市委原书记张国光被查时,已经是湖北省省长。  “有些官员的如果能及早发现,就能避免腐败‘上浮’,被带到更高层级上。”上述专家称,查现任省会一把手至少有净化官员上升通道的意图。  如何加强对省会一把手的监督,也值得思考。  某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干部表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省级党委原则上管理地(厅)一级干部。对省会城市一把手这样的副省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则应属于中央纪委的职责范围。当然,省纪委也有向上汇报情况的责任,但在过去,力度明显是不够的。”  有媒体就曾报道,万庆良落马前,广东省纪委查处的部分贪腐案件中已经涉及到他,“主要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但受制于干部管辖权限,广东省纪委的调查没有全面展开。直至中央巡视组入驻广东,他才纳入调查范围。  总之,省会一把手权力重、能量大、期望高、诱惑也不少,要想在这个平台上一展抱负、有所作为,还是得心存更高的畏惧与要求。  在今年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  在多次会议上,习近平对高级干部提出了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  省会一把手应以此来要求自己。  1月12日,习近平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称,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四有”虽然是针对县委书记而言,但对省会一把手同样适用。

新华网湖南邵阳2月22日电 (记者 谢樱、陈文广)21日,湖南邵阳县资江九公桥地段发生一起沉船事故。22日下午4时许,记者在搜救现场看到,沉船已被搜救人员打捞上岸。据初步查明,船上载有18人,其中9人获救送医。事故目前已致8人死亡,1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据事故调查组负责人介绍,经初步调查,21日邵阳县九公桥镇塘洪村村民唐辉龙一家吃完中饭之后,借用邻居家的一艘非生产经营船只,部分家属共18人决定超载开船去桃花岛游玩。在游玩回来的途中,遇到湍急水流,不幸沉船。  “下午4点左右,听到外面有人大喊救命,我跑出去看到有人在水里游着,还有人潜下水去救人,才知道沉了船。”一位唐姓村民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生还者家属了解到,船返回途中,船速过快,为了减速,驾船者关掉了发动机。“因为水流很急,船立即就失去了平衡往下沉,所有人都掉到水里了。”死者苏某某的妻子告诉记者,因为她会游泳逃脱一劫,但苏某某在救回女儿之后再次潜入水中救儿子,却未能生还。  记者了解到,在死亡及失踪者之中,未成年人共有5名,最小的仅1岁,年纪最大的61岁。打捞上岸的事故船只为小型铁皮船,长约12米、宽约1.5米。唐辉龙家与桃花岛相距700余米。  邵阳市地方海事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就打捞上岸的情况来看,“这条船顶多能乘坐8人。”  经湖南省人民政府认定,此事件为非安全生产事故。事故调查组表示,船只是否有行驶证,借用船只是否经船主同意,游玩发起人、事故驾船者具体为谁等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分类(养生)| 2016-08-11 09:12:42